“一会儿拍照时，你站到我前面一点，少了个纽扣，帮我遮挡下。”许广平暗暗指了指衣扣的缺口，悄悄地说。

顺着许广平手指的方向，萧红望过去，几根线头突兀地漂浮在半空，像是被抠掉的伤疤，袒露着毛糙的创口。

“好。”萧红利落地笑应着，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。

她喜欢许广平的直率，尽管按照规矩，她应该称许广平为“师母”，但只有3岁的年龄差，让她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。

对于萧红来说，鲁迅与许广平的家，是她生命中“绕不过去”的落脚点，自从来到上海，这里就成了她“每天必到”的地方。

许广平让萧红体会到了人生中少有的温情，得知萧红有痛经的隐疾，许广平还默默为她准备了乌鸡白凤丸，这让萧红感动不已。

而面对鲁迅，萧红的心理却是复杂的，这个亦师亦友亦父的男人，带给了她无法取代的依赖和前所未有的温暖，让她不自觉想要靠近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尤其在鲁迅病重以后，三个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，在许广平眼中，萧红渐渐成了心里的一个疙瘩，解不开，又抚不平。

甚至萧红去世后，在许广平追忆好友的两篇文章中，仍能隐隐感到她对萧红那难以名状的“厌烦”情绪。

其实，在萧红到来之前，许广平已然是一根打满了结的麻绳，只是萧红的出现，让这根麻绳越拉越紧。

而这“千千结”的始作俑者，还要从鲁迅与他的“娜拉”情结说起。

上世纪20年代初，一部名为《玩偶之家》的话剧在中华大地掀起了“女性独立”的旋风。

女主人公“娜拉”为挣脱传统婚姻观念对妇女的束缚，追求妇女解放和自由平等，毅然离开了家。

尽管鲁迅对“娜拉”的勇气欣赏有加，但他并不觉得，在中国，出走后的“娜拉”能够顺利求得独立解放。

1923年，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的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演讲稿中写道：

“从事理上推想起来，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”

为了引起对“娜拉走后”的关注，鲁迅还创作了小说《伤逝》，女主人公“子君”冲破家庭的重重险阻，实现了恋爱与婚姻的自由。

但是，婚后的“子君”渐渐被小家庭琐碎的生活所累，在不可逃避的现实面前，成为了一个庸俗的家庭主妇，更是在“失爱”后郁郁而终。

在鲁迅眼中，“子君”无疑就是中国版的“娜拉”，即便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，但在长期存在的‘夫权’压制下，仍难逃悲惨的命运。

不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还是命运使然，当现实中的鲁迅真的遇见他的“娜拉”时，仍是以无形的“家庭负重”亲手毁掉了她。

许广平，就是那个为爱自我放逐的现实版的“娜拉”，她曾拼尽全力摆脱父亲为她定下的娃娃亲，毅然来到天津求学。

1923年，被五四运动洗礼多年的许广平，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，进而成为了鲁迅的学生。

在维持了两年的师生关系后，许广平以“受教的一个小学生”的身份，第一次给鲁迅写信，令她始料不及的是，当天她便收到了鲁迅的回信。

自此，在频繁的鸿雁传书中，一场跨越地位、年龄甚至婚姻的爱恋，在这一对相差17岁的“师生”之间上演。

众所周知，鲁迅是有妻室的，尽管他与发妻之间没有爱情，但“已婚”仍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热恋的激情过后，许广平被舆论裹挟着，一路跌跌撞撞地走进了鲁迅的生活，没有婚礼、没有名分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岁月。

在这场不见天日、没有任何保障的关系中，爱情是唯一能够温暖她心灵的一星微红的炭火——她最珍视的东西。

然而，流言蜚语、造谣中伤者比比皆是，即便他们用尽全力低调地处理自己的爱情，但仍是不被社会所接受。

在鲁迅的《两地书》中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愤怒的男人，在世俗眼光的重重阻挠下，对爱人炽热的爱的宣言：

“我先前偶一想到爱，总立刻自己惭愧，怕不配，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，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，便使我自信，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，我可以爱。”

诚然，鲁迅一生中极少说出这样“痴醉”的话，正是因为许广平的出现，才使鲁迅第一次品尝到了爱情的甘泉。

这位中国版的“娜拉”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立女性，她有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灵魂，他希望她可以一直“娜拉”下去。

然而，当二人正式进入了婚姻般的同居生活后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从许广平的身体里慢慢抽离了出去。

1929年，许广平生下儿子周海婴后，她将自己彻底扔进了世俗的家庭生活。

为了成全丈夫的事业，她丢掉了自由、好奇与叛逆，成为了一个照顾家庭日常起居、打理柴米油盐兼具迎来送往任务的家庭主妇。

很难讲，这一切对鲁迅来说，是幸福还是悲哀？

其实，随鲁迅初到上海时，许广平也曾托朋友帮忙为自己找一份工作，可正当工作有眉目的时候，鲁迅的一句话，却让她放弃了工作的打算。

在许广平的回忆录中，有过这样的记载：

“鲁迅才知道，就很忧郁地说，这样，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，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。”

鲁迅的话，让许广平感到心疼，她怎么能看着他独自面对繁重的工作呢？现实中的女人总是比舞台上多了一个“变量”，那就是爱情。

尽管鲁迅并不打算让许广平为了自己而放弃“独立”，但是她心甘情愿。

不得不说，女人有时就是这样痴，宁愿抛弃自我和独立，也要成全一个饱受世俗非议的爱情。

带孩子、做饭、洗衣、打扫房间、帮鲁迅誊抄稿子、代陪造访鲁迅的客人，在她看来，主动为爱放弃自我，莫不也是一种“独立”的人格。

而在一天天的“坐享其成”中，鲁迅也渐渐无法离开许广平的照顾，无论怎样，他还是用自私的爱情和琐碎的生活毁掉了一个“娜拉”。

这一切，既是许广平作为新女性的悲剧，或许也是鲁迅一生不能释怀的心结，所以当萧红出现后，鲁迅又看到了重新成全“娜拉”的希望。

作为从大家庭走出来的“娜拉”，萧红天生叛逆、放任，她那孩子般的天真与情绪化的冲动，都让她无法接受家庭强压给自己的婚姻。

初中毕业后，19岁的萧红不顾家人反对，只身来到北平求学，但因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，萧红的生活很快便陷入了困顿。

不久后，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，“自由天空”下的初见，令萧红渐渐接受了这个她曾义无反顾要逃离的陌生人。

逼仄的人生，导致萧红不得不选择与汪恩甲同居，以此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，而此时的他们，早已解除了婚约。

不久后，萧红怀孕了，临产前，汪恩甲却不辞而别，身无分文、挺着孕肚的萧红，面对旅馆老板要将她卖到妓院的威胁，几乎陷入了绝境。

此时记者萧军的出现，无疑成为了萧红可以抓住的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同时也将她推进了除了“堕落”与“回来”之外，“娜拉”的另一种命运。

被萧军解救后的萧红，在医院生下了孩子，但因无力抚养，只得将孩子送人。

此后，萧军与萧红便同居在一起，为了生存，除了萧军在报社的工作外，萧红也加入到了写作的行列，赚取稿费用以贴补家用。

不承想，萧军却对萧红的文学才华嗤之以鼻，这位男权思想极重的东北大汉，尽管解救了萧红，却并不想成就一个水平高于自己的作家。

所以，当萧红的《生死场》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和帮助后，萧军对这位老师的偏心是极为不满的。

萧军认为，自己的文学水平要远远高于萧红，而鲁迅对萧红的“偏袒”，完全是出于不可言说的男女之情，这也让二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。

事实上，萧军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，在民国灿若繁星的作家中，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世人看不透的“谜”。

而这也成为了许广平心中难以抚平的一个“结”，她在萧红的身上，看到了自己“想要成为”却又“无法成为”的“娜拉”的影子。

是的，过往伤痕累累的经历，并没有打垮萧红，反而使她越战越勇，相较于被婚后家庭所累的许广平，萧红无疑更具有“娜拉”的特质。

鲁迅从不掩饰自己对萧红的怜惜与疼爱，他曾对记者说：“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，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续者。”

可以说，自从1934年，萧军和萧红与鲁迅相识后，他们便成为了鲁迅家中的常客，后来，鲁迅的日记中萧红的名字愈发多了起来。

随着萧红的名气越来越大，萧军对妻子的怨恨也越来越多，甚至常常拳脚相向。

以至于不愿回家的萧红，几乎每天都到鲁迅的家中“请教问题”，而这无疑又令萧军对鲁萧二人的关系，更加怀疑。

对于萧红，鲁迅像接待一个从婆家受了委屈而回到娘家的女儿一般疼爱，许广平也只得将自己的家，任由萧红当做婚姻的避难所。

对萧红的遭遇，许广平是同情的。

那个时候，萧红就是鲁迅家庭中的一员，她在这里对文学高谈阔论，对厨艺大展身手，她的活泼开朗感染着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。

甚至连小海婴也很喜欢这个俏皮的阿姨，只要有她在，家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，鲁迅更是希望萧红能够常来，他喜欢吃她做的饭。

后来，鲁迅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大多时间都在卧床休息，这个时候，总是许广平代替丈夫陪着萧红说话。

即便这样，萧红仍是每天必到，只要在他的家里，她就能感受到温暖。

有人说，萧红曾经对鲁迅产生过微妙的感情，但这种感情，似乎又没有人可以说得清道得明。

不得不说，在鲁迅的身上，萧红不仅获得了老师对学生般的教导和支持，同时也得到了父亲对女儿般的关怀和爱抚，他是她最信赖的男人。

而对鲁迅来说，对萧红除了纵容孩子式的感情外，还有他那隐隐的、在妻子身上没有实现的对“青春”的渴望。

正如莱蒙托夫的那句著名的诗句：“我被你深深地吸引，不是因为我爱你，而是因为我那逝去的青春”。

然而，这样一种若即若离、难以言喻的关系，在许广平看来，莫不是带着浓重暧昧的气味，作为一个女人，相伴而来的自然是浓浓的醋意。

曾几何时，她也同萧红一样，拥有青春和叛逆，但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了爱情背后琐碎的生活，这一点连萧红都佩服不已。

后来，在《回忆鲁迅先生》一文中，萧红回忆道：

“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，每天上下楼跑着，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，次数洗得太多，纽扣都洗脱了，也磨破了，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……”

是的，虽然鲁迅的稿费已经是国内文人的天花板，但除了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外，他还要赡养母亲和原配妻子，时不时还要接济萧红，经济上难免显得捉襟见肘。

生活中本就要靠精打细算才能过活的许广平，对萧红这个冷不丁冒出来的“女学生”，心中不免会产生抱怨的情绪。

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许广平是没有收入的，尽管鲁迅的收入全部交由她来打理，但她几乎不会花在自己身上。

也许，作为曾经的“娜拉”，这就是许广平留给自己在婚姻中最后的尊严。

对于许广平为鲁迅所做的一切，萧红都看在眼里，并怀着敬佩与感动的心情记录了下来，或许这也是她能够及时制止情感蔓延的原因。

后来，萧红去了日本，直到鲁迅去世，她再没有给鲁迅写过信，据说这是鲁迅与萧红商定好的，现在想来，未必不是考虑到许广平的心绪。

萧红病逝后，在许广平为其写下的追忆文章中，仍能隐隐地感觉到她对萧红的“不耐烦”和淡淡的“醋意”。

“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，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寓里。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，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，因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，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。”

“……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，直接马上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骤，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。”

关于许广平对萧红的“抱怨”，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对于“第三者”式的提防，更是鲁迅的一个“失败”作品，对一个“成功”作品的嫉羡。

许广平无疑是鲁迅亲手毁掉的“娜拉”，而萧红则是鲁迅全心成就的“娜拉”。

不过，在许广平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一刻，也许这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，鲁迅走了，萧红也走了，再纠葛惦念的往事也已随风而去。

就像她手里握着的那张照片，萧红开心地笑着，为她遮挡住脱落的衣扣，她也那样笑着，像是没有任何隔阂。

然而，照片这东西，不过是生命的碎壳，纷纷的岁月已过去，瓜子仁无论好坏都咽了下去，个中滋味也只有自己知道，留给后人看的，不过是满地狼藉的破碎的瓜子壳。